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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树州的州府所在地，藏语是“结古多”，后来，这里的汉族统治者逐渐叫为结古镇，藏语中“结”是“生”的意思，“古”为数目“九”，“多”是“山麓”的意思，这个地名的意思是居住在山麓的众生，因为这里四面环山，人民筑寨居住在山麓，因此得名。江阳才让为我接风，席间问起西夏和玉树的关系时，在座的几位当地文化人均表示不知道。) v, Y8 S- f9 ?9 f, 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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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雪域白色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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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Q5 d8 u* s' R2 y! j) Jbbs.qiangzu.com　　藏传佛教在中国的藏区产生的第一位活佛就是出自楚布河谷的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派（由于他们头戴黑帽，又被人称为黑帽派）。和党项人对白色崇拜一样，这个派别对白色非常崇拜，这与他们的祖师玛尔巴大师有关，玛尔巴曾三次去印度、四次去尼泊尔学习密法，这就是后来闻名全藏的密宗"那饶六法"，它要求学习者必须清静心境，避世苦修，这一点在他的祖师抑或我在觉拉寺里听到闭关苦修的洒嘎活佛与看到活佛的情形一致。而拔绒噶举们为了追求密法的最高境界，还要孤身在雪山洞穴中面对以片白色苦修，借以因正所谓“万有异味”、“怨钦平等”、“染净无别”、“空乐无别”的“大手印”境界。凡是修炼这种密法的人，都要依照印度习俗穿着白僧裙。由于，噶举派对白色的亲近，民间送给他们一个雅号——“白教”，在藏传佛教中，这一支最先和西夏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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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G% U. [1 y　　玛尔巴圆寂后的几十年间，这个门派中产生了对噶举派崇尚白色的传统进行颠覆的人物——西藏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都松钦巴，相传因为它能够知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藏语中将“三世”称为“都松”，将“知晓”称为“钦巴”，后来，他的信徒和后人称他为“都松钦巴”。公元1125年，16岁的都松钦巴出家为僧，经过15年的学习，30岁时，成为玛尔巴大师的再传弟子塔波拉杰的弟子。藏族重要的文献《青史》里记载他是"800　修士中的最大修士"。他对噶举派中一贯敬崇白色开始了颠覆，对黑色情有独钟，头上常常带有一顶黑帽，由于他出生在今四川西部高原上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交界的嘉绒藏族一带，所以，我在这一带调查时，发现当地居民至今仍保持着头戴黑帽并对黑色喜好的传统。公元1147年，西夏建国后的109年，正值藏传佛教在西夏王国的大地上蔓延时，都松钦巴返回故乡，在康区建立了著名大噶玛丹萨寺。他在整个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地位，其影响已经不再限于藏区，已经完全扩大了西夏境内：公元1159年，西夏仁孝皇帝专门派人前往西藏地区，迎请都松钦巴前来西夏传教，无奈，此时的都松钦巴已经50岁了，一则担心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二则是当时的西藏地区需要他的弘法，于是，他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格西藏索哇前往西夏传教，这位得到都松钦巴亲传的一代高僧，以自己渊博的宗教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折服了当时在西夏境内的许多高僧和西夏政权的上层人物，被仁孝奉为“上师”。　公元1187年，78岁的都松钦巴在今拉萨西北70多公里的堆龙兴建了著名的楚布寺。这时，噶举派已经在川、藏地区的形成了自己的影响与寺院分布网络。在西夏境内经过皇家认可，被作为主流宗教允许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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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F9 s& e( {　　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噶玛巴希在都松钦巴逝世后的第10年（公元1204年），在西康出生，这时，正是西夏王朝的中后期，藏传佛教已经在西夏故地开始大面积传播。目前，仍没任何资料记载，噶玛巴希和西夏的任何关系，也无从考证他是否在西夏传过教。西夏亡国后的20年，公元1247年，噶玛巴希重返楚布寺。对西夏残余势力奉行灭绝性屠杀政策的蒙古人，经过26年间的追杀后，仍没能彻底扫除西夏留余势力，忽必烈亲自率领蒙古军队追杀逃到川西南并向云南境内进发的西夏后裔，就在这时，他听说了以噶玛巴希为首的噶玛噶举派法力超群，势力又很大，就派人召噶玛巴希到四川境内的色都（音译，至今我仍未能确定这个地名是今四川境内的哪个具体地区）会见。这次会见，使忽必烈对这位藏族高僧的法力大为折服，提出要噶玛巴希长期随侍左右的要求。可能与噶举派的高僧曾经到西夏故地传教并被西夏国王奉为“上师”的缘由，他没有接受忽必烈的邀请，或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西夏曾经对邀请过自己同祖同系的高僧去给国王担任灌顶师，而蒙古政权却对这个王朝进行灭绝性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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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蒙古人并没有放弃这个邀请，他们很清楚巴戎噶举到西夏传教后，西夏政权利用宗教的力量完成对所属臣民的统治的成功经验，使蒙古人深知宗教的力量。随着蒙古人对整个中国的统治的逐步完成以及对欧洲、亚洲大部的征服，对藏族高僧的邀请逐步多了威胁的成份。公元1256年，元宪宗蒙哥向噶玛巴希发出召见诏书，和忽必烈的邀请不一样的是，这次是下令召见。权衡再三，噶玛巴希随蒙古的使臣到达和林地区，受到蒙哥和阿不利哥的崇信，他向向蒙哥和王室成员传授了一些密法，蒙哥赐给他金印和白银等，为了尊重噶玛噶举黑帽习俗，蒙哥还赐给他一顶黑色僧帽。宪宗皇帝还将他奉为根本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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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y8 u  M% u" G' M/ x+ q　　宪宗皇帝（蒙哥）于1259年去世，忽必烈于公元1260年即位，后来又战胜了和他争夺皇位的阿里不哥，坐上皇位的忽必烈念念不忘当初噶玛巴希拒绝留在自己身边的事，又因噶玛巴希帮助过阿里不哥，便下令逮捕了噶玛巴希，藏文文献《红史》上记载，他被施行了各种酷刑，七天不准进食，但却安然无恙。考虑到他在蒙藏地区的影响，忽必烈要他去江浙一带负责宗教工作，但噶玛巴希提出回藏，得到忽必烈允许，噶玛巴希回到楚布寺后，于公元1283年以80高寿圆寂。第二年，在噶举派一代宗师米拉日巴德故乡后藏贡塘，噶玛巴希的转世灵童让迥多吉出生，5岁时被迎请到楚布寺，这就是藏族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转世活佛。后来，他曾经被蒙元皇室请到大都，成为元宁宗的根本上师。1 S; I+ D2 d% n! Q( A

7 F+ j. l8 F. @1 G5 D1 R　　和西夏有着很深历史渊源的是噶举派中的一支巴戎噶举，其高僧弟希热巴到西夏王权的属地传教，而另一支噶玛噶举的高僧噶玛巴希·让迥多吉到蒙古政权的属地传教，这证明，虽然建立这两个政权的主体民族不一样，但他们信奉的宗教传承是一样的，而且在庞大渊深的藏传佛教系中，都选择的是噶举派，且将其分支的噶玛噶举和巴戎噶举都奉为"国教"，将其集大成者奉为皇帝的根本上师。, F3 j8 Z  B* A- M7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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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玉树，我想寻找的是巴戎噶举和西夏交往的原始记录。州府所在地结古镇西边的不到10　公里，有一座噶玛噶举派寺院禅古寺。始建于公元12世纪，属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派。春末的下午，我抵达这里，很幸运地碰上喇嘛们正在学习，得知我是因为考察西夏王朝的，他们才允许我进入喇嘛们学习的地方。让我拍摄到了喇嘛们学习的场面，知识渊博的喇嘛俄噶喇嘛（音）告诉我：“曾经到西夏王国传教的直希热巴在宗教派别上属于拔绒噶举，这是噶举派中的一支，从创立到现在已经有800多年了，玉树佛学院的校长丹求达哇堪布能讲解得清楚这段历史。”玉树佛学院在哪里？丹求达哇堪布是什么人，他能讲得清楚噶举派和西夏之间的事情么？我的脚步开始转向玉树佛学院和丹求达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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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树佛学院位于玉树州南部，距离州上大概10公里。从青海的安多藏区或四川的康巴藏区进入玉树的路上，隔着一条小小的不知名的河流，就能看见。据说，以前是一个麻风病院。如今，这里是玉树地区乃至周边的西藏、四川毗邻地区噶举派僧人的最高学府，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名誉教授、青海省佛教协会理事丹求达哇在这里担任院长，他7岁开始学习藏文，10岁就在觉拉寺师从意希然杰，著有多部佛学著作，获得了藏传佛教修习的最高学位格西学位。bbs.qiangzu.com' w+ l* c* }: A/ [$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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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去时是周末，丹求达哇不在学校，但在电话里一听我是为了了解直希热巴前往西夏传教的事情的，他便当即决定乘车来到学院，听完我这些年对西夏的了解尤其是对西夏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渊源，以及噶举派的集大成者直希热巴曾到西夏传教的情况后，堪布首先肯定了这个被内地甚至不少藏学研究者忽略的历史事实。丹求达哇堪布告诉我："本来昨天要决定去西宁，不知什么原因不想动身，今天本来想写点东西，一直静不心来。刚才接到了学生的电话，说你为了西夏与直希热巴的事情来的，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因为这段历史被藏得太深了。巴绒噶举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直希热巴确实去过西夏，这在我们的文献中确有记载的。"随即，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和几名学生开始查阅我提出的究竟是哪一年前往西夏的这个问题。外面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堪布一卷经一卷经、一本书一本书第查阅着，终于查阅到了这段历史记录。) [7 r& Y, P1 T+ p

1 c" L" T0 [6 x' J! Q$ W; ~, l尔玛山寨-羌族人的网络家园　　公元1077年，38岁的米拉日巴找到了噶举派的创始人玛尔巴，投奔到噶举派门下。早年学习噶当派的塔布拉杰32岁时，开始向米拉日巴学习，将噶当派的"道次第"和米拉日巴的"大印"结合，于1121年建立了岗布寺，形成了塔布噶举系统，后分出了"四大八小"的支派，拔绒噶举就是其中一个，其创始人是塔布拉杰的弟子达玛旺秋。因为他在今西藏的昂仁县建立了拔绒寺，拔绒噶举因为这个寺院而出名，西夏亡国后，确是有西夏后裔中的一支逃亡到这里的，并修葺了这个寺院。而真正和西夏有关系则是达玛旺秋的弟子直希热巴。# B3 L9 b8 h! c& b

6 S1 T& W( s  B; Hbbs.qiangzu.com　　在一本书里，堪布终于查阅到了直希热巴前往西夏的记载：“公元1198年，直希热巴前往　米nia(音)）（藏族文献对西夏王国的称呼，作者注）传教，当时，米nia国王打败了蒙古人的国王。公元1206年，米nia　国王驾崩，直希热巴算出了国王的儿子半年后要即位。他的孩子即位，对直希热巴很尊重，年幼的国王称他为直希热巴，意思是给国王灌经的人，是米nia　国王御赐的上师。”这段记录明确的告诉我，这是巴绒噶举派的僧人进入西夏传教的真实记录。这本整篇藏文的书籍上，明显的出现了"赵纯佑（原字为衣字旁）"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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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师热巴从西夏回去后，带回了西夏国王赏赐的大量的印章、织锦、法器等，在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境内的觉拉乡一带，发现了一座神山，将它命名为"觉拉山"，并在山里修建了一座寺院，这座坐落在澜沧江边的寺院就是今天的觉拉寺。堪布最后惋惜地说：“直希热巴从西夏带回的大量的东西被收藏在觉拉寺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坏光了，一点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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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0 \, _8 W; O- u　　囊谦，历史上曾归两个省管辖的县' y) u0 P1 x/ b8 r: G+ U/ M* U

4 T9 ~' |4 Z: B尔玛山寨-羌族人的网络家园　　“噶举派分四大八小派，拔绒噶举属于其中的一支，这个派别与囊谦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堪布的这句话，揭示了拔绒噶举派和囊谦国王的关系，它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拔绒噶举派在囊谦境内的地位如何？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前往囊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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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w6 F4 c* I% }- o" Obbs.qiangzu.com　　觉拉寺在行政归属上就属于囊谦县管辖，离玉树州州府所在地180多公里。1913年，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到囊谦（当时四川人把这里叫隆庆），迫使囊谦归四川管辖，囊谦的的千百户派遣人到西宁告诉了这个事实。当时的西宁镇守使是马麒，马麒立即向中央电告了这件事，中央政府不知道囊谦就是隆庆，就批准隆庆归四川，囊谦归青海，由川、青两省派人前往划界。双方派人到囊谦时发生了纠纷，以至发生了军事冲突。两年后，才查明“隆庆”就是“囊谦”，让青海方面管辖。现在的囊谦县是1933年设立的，在这之前，玉树一直是部族建制，有玉树25部族之说，当地人是按照户数划分的。所以当地历史上有“先有囊谦后有玉树”之说，其中囊谦因有千户而居于各族首位。我查阅了1937年当地的一个历史资料显示，玉树25族中，觉拉寺并不在其中，但却有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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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整个玉树的寺院全为佛教寺院，其中有51座白教寺院，使当时各个教派中数量最多、力量最雄厚的一个派别，活佛最多的是班庆寺和禅古寺，分别是3名活佛，下来就是觉拉寺、采九寺和加干寺，分别是三名，觉拉寺的喇嘛数以230名位列第五名。可见当时的觉拉寺的规模与在整个白教中的分量。* O/ ^7 @9 J8 B

+ Z6 L9 P% W2 X5 O/ d尔玛山寨-羌族人的网络家园　　堪布讲述了德师热巴从西夏传教回去后的情况：“他从米nia王国回来后，受到了囊谦国王的尊重，允许他在囊谦境内传教，并修建了著名的巴绒18寺。他的弟子热巴嘎布继承了直希热巴的事业，继续在藏区传教。后来，出现了囊谦国王管理政治这一块，热巴嘎布管理宗教这一块的情形。”根据拔绒噶举派教史著作《拔绒金》，玉树地区早期有１８座巴绒噶举派寺院，在囊谦等地盛极一时，后来一些寺院消亡，现实有１３座拔绒噶举派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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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拉寺，一个在藏区的白教寺院，在藏传佛教中尤其是噶举派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对破解西夏和藏传佛教的关系及渊源有着“钥匙”般的作用。那里究竟还藏着多少和西夏有关的秘密呢？由于那里至今没有通车，一条简易公路还是去年才修成的，2006年5月1日，我租了一辆小车，前往那里。" E- ~$ x9 X2 u$ p$ X. P( x9 ^( B* z

( ]6 t' _  f( P* l　　沿着青康线的214国道往南行到955界桩处附近，往西拐就进入了觉拉沟。整个觉拉沟的地貌十分奇特，沿着澜沧江边西行不久，南岸便是一片委蛇而行的水泥色的石山，和北岸的山形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觉拉山。沿途的路况非常糟糕，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汹涌的澜沧江，虽然只有30多公里的路，我们走了整整3个多小时才抵达觉拉寺。但沿途的自然景象却十分优美，不时有大批的野鸽子在路边觅食，走几步就出现一堆刻满了经文、佛像的玛尼石，都说新寨的玛尼石是世界上最大的玛尼石堆，据说有25亿块玛尼石，因而赢得了"世界第一石刻图书馆"的美誉。其实，把觉拉沟30多公里沿途遍布的玛尼石如果集中在一起的话，在数量上一定不小于新寨的，只不过是这里以前交通闭塞，不为外人知道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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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 B7 j' H4 ibbs.qiangzu.com　　觉拉寺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觉拉乡政府所在地，　是青海现存最大的巴绒噶举派寺院。这里有著名的莲花大师曾经修行之所“觉让吉坚”及身像、藏文字母和手印等。这里有誉满天下、与印度上师相提并论的成就密宗大师；有汉、藏、蒙古地区信教群众供奉的无数佛像身依，十三套金箔写的《甘珠儿》之语依及佛塔等。据寺里的喇嘛介绍，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就曾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可惜，文革时期，那对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 Z6 R/ x6 A3 q( J4 l  M

; q/ R7 n5 W- S9 ?8 P) r　　由于堪布提前打了电话，寺里的其他几位活佛及上百喇嘛，早早就在寺里的一座草坪上铺上了地毯迎侯我，对我的采访十分重视。1970年降生于玉树的阿丁活佛，自幼就具有非凡智力，6岁时就开始诵读佛典，8岁进入觉拉寺，13岁时在萨迦仁波切尊前皈依。　后来获得多位仁波切及四大教派的堪布及活佛的教法。他曾经闭关6年，至今亦坚持夜晚不卧睡的习俗。下午的阳光下，近百名喇嘛坐在旁边的草坪上，聆听着我和阿丁活佛就巴绒噶举和西夏——这段他们以前也不知晓的历史。阿丁活佛这样讲述：“堪布讲述的关于德师热巴在米nia王国传教的事，在藏区是有历史记载的，他的上师在西藏的那曲地区，后来他去了米nia传教，在那里修建了一个著名的寺院叫僧尔噶（音译），文献记载他在米nia王国境内修建了100座寺院，是米nia王国的灌顶师。觉拉寺的来历就是和直希热巴从米nia回来后在觉拉山修行有关。从米nia回来后，他把在那里的经过写成了书，叫《噶本》，他和弟子们在康区建了22座寺院，其中不少是在囊谦县内，西藏的那曲地区就有11个。他发扬光大了巴绒噶举派，如今，在美国、尼泊尔、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有巴绒噶举的寺院、法会13个。这些都和德师热巴的上师、弟子们的努力传播是分布开的，巴绒噶举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宗教流派　，一代代传了下来，从没断过。现在，巴绒噶举的寺院里都有他的弟子，他的接班人很多，但主要集中在觉拉寺。遗憾的是，有关他的历史和作品都是藏文的，至今仍没翻译成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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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噶举派中重要的一支，巴绒噶举同样坚持苦修，觉拉寺里的洒噶活佛几年前就到山后的一个洞里闭关修行去了，几乎不见外人。阿丁活佛告诉我：洒噶活佛对我的这次追寻也十分重视，但因为闭关修行无法见我，他的大弟子赤彻帕色（音）完全可以代表活佛接受我的采访。和寺里其他活佛、喇嘛穿这绛红色的藏袍部一样的是，赤彻帕色穿着一件半袖白衫，阿丁活佛说，赤彻帕色一年四季都是穿着这么一件半袖白衫，哪怕是冬天这里零下24度的天气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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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5月1日下午，青藏高原上的阳光恬静而清澈，撒在觉拉寺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大殿东侧的草地上，我更能感觉到这里阳光的温暖：就直希热巴到西夏传教的事，我采访完后，阿丁活佛给我灌顶，并提出让赤彻帕色也给我灌顶。随后，阿丁活佛给我赠送了记载有德师热巴到西夏传教的藏文经卷、文献。并安排寺里的喇嘛陪同我到9层高的觉拉寺大殿去参观。使我廓清了噶举派与巴戎噶举派中的师承脉络：玛尔巴在尼泊尔求学时，拜的是那若巴大师，灌的是喜金刚顶，随后学习密宗经典，后来到印度拜智藏大师，学集密金刚，古古热巴教他瑜伽密法，尤其是学习密法后，回到西藏创立噶举派，其中的手结契印瑜伽即是巴戎噶举中推崇的"　大手印"。玛尔巴的弟子米拉日巴是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玛尔巴和米拉日巴等人修法时，都要穿白布僧裙，这也是我在觉拉寺接受灌顶时，其中也为我灌顶的赤彻帕色身穿一件白衫的缘故吧。噶举派由于对白色的崇拜与亲近，使外人称呼他们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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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丁活佛给我这样讲述：噶举派发展到米拉日巴的弟子塔波拉杰时，产生了分流：一支是塔波拉杰的的弟子都松钦巴，创立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体系，其弟子是噶玛拔希，创立了噶玛噶举派。另一支就是德希热巴（音），到西夏传教后，回到青海南部一带，发扬光大了巴戎噶举派。bbs.qiangzu.com. P# S' U! y9 x* n  ]

: S6 c! ~; f$ i  ^, j9 `　　《青海通史》里记载了这样一个被西夏研究者忽略的历史事实：在西夏和金在青海东部地区争夺时，“青海南部地方头人哲哇阿路和藏传佛教巴戎噶举派僧人勒巴噶布结为一体，约于公元1175年，归附南宋政权，接受了南宋政权的命名，并由南宋赦建寺院一座，即根邦寺。”这个被记录在藏文史籍《昂欠王世系明镜》中的事情，同样被记录在《青海通史》里。堪布告诉我，藏文献中是有哲哇阿路和藏传佛教巴戎噶举派僧人勒巴噶布结为一体的记载。我在藏文史料《青史》也查阅到这样的记载：拔绒噶举达玛旺秋的弟子热巴曾任西夏帝师一职。藏文文献《拔绒宝鬟》则记载“热巴帝师全名直希热巴（1128-1201年），是西夏帝师。该帝师后来在青海玉树一带传法，建有拔绒18寺，其弟子西夏人嘎热岗巴还建有著名的根蚌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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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历史事实，在我后来查阅的藏文文献《贤者喜宴》、《安多政教史》等书的记载中，有着很大的补充说明：噶玛噶举派始祖都松钦巴（公元1110-1193年）曾长期在东部康区传播教法，影响极广，西夏第五代王泰呼（藏文音译）闻其声名，极为敬仰，遣使入藏邀请，都松钦巴未能前往，派其弟子格西藏索哇前往西夏。西夏王奉之为上师，听受藏传佛教经义、仪轨，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藏文佛经，宠信倍加。后来都松钦巴在他所建的楚卜寺（许多地方也称楚布寺）修造贝登哲蚌宝塔时，西夏泰呼王供献了“鎏金塔身及华盖等”，此塔至今仍存于楚卜寺。藏史所记第五代王泰呼，按西夏帝王顺序，第五代帝应是仁孝，时在1140—1193年，与都松钦巴同属一代。“仁孝”二字在西夏文中读音为“尼芍、勿”，与“泰呼”有相近之处。可知噶玛噶举派是整个西藏处于吐蕃割据、教派纷争的形势下，与西夏政权建立了联系，这是西藏各教派中第一个承认西夏政权并与之交往的。也可证实，传入西夏境内的藏传佛教，并非只是巴戎噶举，同时还有噶玛噶举，但这两种同宗同源的宗教在西夏境内的大面积盛行且传教着都被西夏国王尊为帝师，证明在西夏境内盛行的佛教是噶举派。弟希热巴和格西藏索哇是在藏文献里明确记载的两位传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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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的西夏文法典《天盛旧改新定律令》第十一章中也规定：蕃（西夏）、汉、西蕃（吐蕃）三族人可以提任僧官，但必须会读诵十四种佛经和咒语，其中吐蕃文经咒占半数，并由精通藏语的专家进行考试。可见对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者的学问要求和他们已享有崇高的地位，藏语在佛学领域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精通藏语和藏文经咒对于西夏的每一个有教养的僧侣来说是必需的，它是每一个想成为高级僧官的僧人无论如何要掌握的一个利器。6 u& d. [- z' l% F- u' h! A& I

$ {9 _7 T- l8 y5 T　　藏传佛教的引入，使西夏佛教的成份更加复杂，前期主要以翻译汉文佛经为主，造成这种早期和中后期不同的宗教取向的原因很简单。西夏建国之初，与吐蕃政权产生矛盾，争战不休，这使西夏在文化上更多的倾向宋朝。但是从11世纪中、后期开始，自印度传到西藏的佛教经典，绝大部分已由藏族译师们译成藏文，显密并举，尤重密法的佛学体系已经形成，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业已形成，纷纷向外发展，寻找新的"度化"之地。而西夏也在秉常时期，沟通了与吐蕃交往的渠道。中后期则越来越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直希热巴和格西藏索哇为代表的高僧，到西夏传教，使藏传佛教尤其是噶举派在西夏境地内异军突起，成为藏传佛教形成初期发展到最北面也是最东面的一支，这也使古老的西夏文明添加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宗教色彩。　　　. r$ n& v0 C5 l" V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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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中这样记载：（西夏）传嗣列第七代为弭药嘉哥。复由弭药嘉哥次第传出弭药僧格达，其子为名多杰，前往扎巴坚赞（萨迦三祖）座前亲近承事，始与吉祥萨迦人缔结为缘。其子衮却有了三人，一子名绷德对法王萨迦班智达十分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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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历史事实需要纠清，不少藏族文献记载的西夏第七代实际上应该是第五代，因为西藏人当时计算西夏王朝时，是从李继迁开始计算的。《西藏王臣记》里记载的弭药嘉哥实际上第五代西夏皇帝仁孝皇帝。这个藏族文献记载里也存在一个被内地西夏研究者忽略的问题：至少在仁孝皇帝时期，西夏就派人到萨迦派的根本地萨迦学习。这为后来亡国后的西夏后裔进藏来这里避难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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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在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发现一种明朝正统十二年（1447年）刊印的藏、汉文合壁《圣胜慧到彼功德宝集偈》，该经卷子共48页，专家根据题款末尾皇帝尊号为西夏仁宗尊号而定为西夏时代，因而可知经卷中记载的“贤觉帝师”是西夏仁宗时代，文中的“××”的称谓形式，是西夏特有的一种官阶封号。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贤觉帝师的封号“卧勒”，其汉意为“具足”，与“在国王”为三组，位在皇太子之下，可见其品位极高。贤觉帝师波罗显胜的族属问题，史金波先生在《西夏佛教史》中认为，从姓名看，不是汉、党项族，题款中的天竺僧人又有特别注明，因此极有可能是一位在西夏称为"西番僧"的藏族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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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欠王和西夏有怎样的关系？勒巴噶布在巴戎噶举派的链条上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就这个问题，我请教堪布时，他查阅资料后回答我：勒巴噶布就是嘎热岗巴，是热巴的弟子。热巴从西夏传教回去后，受到了当时的昂（囊）谦王的高度重视，并在囊谦形成了国王和热巴分管政务和宗教的格局。按照堪布讲述的热巴1198年去西夏传教的事实，结合这几本重要文献。我认为，巴戎噶举派僧人勒巴噶布被藏文献认为是西夏人，证明德师热巴在西夏国内传教后，回到藏区不仅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科技、文化、新鲜的宗教内容，也将自己在西夏境内收的弟子带到了藏区，勒巴噶布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藏区很著名的根蚌寺，是西夏人建立的。藏文献里记载的“贤觉帝师波罗显胜”很有可能就是藏史中所载的德师热巴？这需要专家进一步验证。从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那时的西藏一些地区也有不少西夏人前去，这为后来西夏亡国后，不少王室成员来到这里做了铺垫。尔玛山寨-羌族人的网络家园( i5 m- M. I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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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巴在西夏国内传教的另一个宗教意义与历史意义在于，他被西夏王国奉为帝师，西夏时期帝师之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藏传佛教在内地普及的最高政治保证，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次以这样高的层面实现了藏传佛教和西夏境内其他教派的有机融合；在继承了吐蕃社会僧俗双轨统治传统的同时，也以抬高佛教领袖地位的举措，来挽救国势日趋频败。从史学和佛学的角度看，西夏帝师之设，不仅修正了中国帝师之称始于元代的传统看法，也使帝师一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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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儿子托雷监国两年后，于公元1229年召开了蒙古贵族会议，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为大汗，整个中国的西部高原地区进入了窝阔台统治时期。他的幼子阔端于西夏亡国后的8年时，即公元1235年，将原西夏辖区及今甘肃、青海的部分藏区划归阔端领地。公元1239年，阔端命令部下那达那波率军取道青海，直入藏北，烧毁了和西夏有着密切关系的热振寺（西夏建国后的18年，即公元1056年建）和杰拉康寺（西夏建国前26年的公元1012年所建），杀害了500名僧俗人众，其中包括已名叫塞敦（se-ston）的佛教法师。这段历史告诉了这样的信息：蒙古军队进军西藏时，是从当初西夏在青藏高原上的领地横穿而过的，具体路线就是从今天的青康线经过玉树进入西藏的。当时的蒙古人一心想和藏族高层修好，为什么还要在藏区大开杀戒，火烧寺院呢？历史给后人又留下了一个关于西夏后裔在西藏的谜团。周炜在《佛境-----影响西藏佛教的奇僧》一书中对这个现象作出的解释是：蒙古军队这次进藏的意图，是那达那波受阔端之命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像西夏王国邀请直希热巴前往西辖境内"传布佛教"一样，在蒙古控制地区也传播藏传佛教。阔端认为，他的领地内的西夏故地及甘肃、青海地区的民众大多笃信佛教，要想成功地控制这一地区，就必须像西夏王朝那样以佛治佛，让藏区的高僧担任甘青一带藏区的佛教领袖与蒙古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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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玉树，我意外地查阅到了阔端写给那达那波的书信，从这封信来看，那达那波率军进藏的一个主要意图是为了侦察西藏的实力，研究西藏的政治力量，寻觅合适的人选进入内地和阔端谈判。最后，阔端确定了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这次进藏在这样的政治意图下，是完全没理由采取火烧寺院和屠杀僧众的，那么，发生的热振寺和拉杰康寺被烧毁、500僧人被屠杀的事实该怎样解释？一个答案是，这两个寺院或许收留了逃亡的西夏后裔。这也是这样的焚烧寺院和屠戮僧侣事件在藏区没有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没有影响藏族高层宗教势力和蒙古人修好步伐的原因。# w* n8 J  }/ `! I3 m+ L0 D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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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14年的追杀，西夏逃亡后裔的主力已经从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悄然遁迹。公元1244年，阔端又派多达那波和杰门进藏，所以，多达那波和杰门带的不再是军队，而是请柬和礼物。在《萨迦世系史》和《汉藏史集》等典籍中，都记载了此时63岁的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这次邀请中动身前往内地的事实，这些书籍中记载的是班智达携带10岁的八思巴和他的另外一个侄儿恰那多吉　。　) r# h; G! u; J

' Z! v9 O# D# E& Q3 S2 U# y　　深入玉树藏区考察后，我选择从这里翻越海拔4200米以上的安巴拉山，进入四川境内的“太阳部落”石渠县，由于错过了每天只有一趟的公共汽车，时间不允许我在这里滞留，只好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地找合适的价格的出租车，后来，一位在玉树州体育局工作的人跑顺车，我选择了他的车。历史上，玉树和石渠分别属于青海和四川，玉树曾经属于囊歉王管辖，石渠则长期由德格土司管辖，两地虽然只有175公里，但四川境内的路况很差，行驶速度很慢，浪费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石渠县是距离成都最远的四川的县，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高到树木因为缺氧而无法在这里生存，整个县城看不到一棵树，只有一条简陋的街道横穿县城。白天，是那些没有事情做的牧民喝酒、聊天的天堂，晚上则是一派“繁华”。路两边的银匠们开始了各种银饰品的制作，整个工艺过程很透明，石渠的银饰品就此在周围的藏区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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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寻找西夏后裔流落西藏的追寻之路上，我最早选择的进藏路线是现在的青藏线。2006年7月1日，世界瞩目的青藏铁路建成通路，青藏线逐渐不再是一种特权：以往，昂贵的交通成本、身体适应状况、时间成本，使前往西藏成了发达国家的那些有钱、身体强壮的老外们和现代都市里有车、有钱、有实践的成功人士的特权。青藏线开启了一条平民走进西藏的交通方式，实现了世界屋脊对大众的开放，一列开往拉萨的火车，更具有它的文化意义。而这种开放的程度加深，一定程度上也对西夏和西藏的神秘关系以及西夏后裔进入西藏地区后的动向解密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bbs.qiangzu.com( `. F$ E+ o9 M4 f7 g( N

6 I2 B5 K2 e) d$ V& O+ ~0 K7 Sbbs.qiangzu.com　　可惜的是我没有享受到这种“平民化的特权”。选择前往喜马拉雅山腹地寻找神秘的夏尔巴和西夏后裔的关系时，我的青藏线之行的时间被定格在了2003年4月。那时，我选择的交通工具是搭乘从兰州往日喀则运油的汽车，从西夏故地兰州、西宁出发，一直到青海湖。; r; t, y3 A: V9 Z  X2 G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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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西夏而言，青海湖是一个巨大的屏障，也是正史中有关党项人生活尤其是在青海生活的西界，那碧蓝的湖水挡住了早期党项人西进的步伐。后来，我才发觉，这是因为汉族人所有的历史资料记载中，对这里以西的地方的关注成了一片空白，对于这里以西的所有地方，因为长期以来是一种原始的牧区生活，在有语言没文字的历史继承中，关于其他民族在这里的生活与统治，也是一片空白。随着越来越多的藏文书籍被翻译成汉文，藏族关于早期的羌族曾在这一带生活的记录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这里也就是党项民族早期的祖先生活的地域，这一地域向西一直延伸到格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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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格尔木市区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人口却只有十来万，在它的辖区内，有水处多半有黄金。因此，当年格尔木的一大热点是办理采金证，几乎所有愿意采金的人，只要每人交纳150　元钱，就可以合法的在格尔木辖区内的任何地方采淘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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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D# S+ q8 L　　在青藏公路上行走的时间里,沿路就能遇见不少运载淘金人的大蓬车，车下冒着浓浓的黑烟，车上挤满了来自河南，河北，甘肃等地的农民，他们面色疲惫，但在沉默中总透着希冀。当时，西藏地区连手纸和啤酒都要从内地拉去，因此，进藏的车都是满负荷装载，而出藏的车则以空车居多。进藏的货车在路上经常被淘金人拦截，他们拦车的方法也很简单，或几个人站在公路中间招手示意，或在公路两端的柏油桶上系一绳索，车一到就拉起来。待车停稳后，几个人登上车来，掀起蓬布，搬下他们所需的包括燃料在内的生活用品，然后给驾驶员数量不等的金或钱，如果驾驶员有特殊说明，他们也听，配合得十分默契。卸货以后，再遇到拦车时，只要说前面已被卸过，他们便挥手放行，那举止颇像警察。5 E6 _' ]5 S1 k, \0 h

" ^# t  J: W1 A6 x　　没有资料显示当年的西夏王朝对格尔木进行过任何有效统治，党项人也没有抵达这里的史料，在一个游牧民族内部，没能留下有关他们的文字资料是正常的。2 O, @- a( {& `& E) \

' _3 J5 b# C/ \8 o% B　　格尔木，蒙语里也称为“高鲁姆斯”、“嘎尔穆”，这个名字是西夏灭亡后，蒙古人占据这里后取的名字，是“河流密集的地方”的意思。这个公元1954年在一片荒芜之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虽然和当年的西夏王朝没有文字上显示的关联，但和西夏当年的古都银川及其周围地区却有着很大的关系：5 z& B* \# }- A& G/ z

" q% e3 I! e8 Q1 T　　从格尔木到拉萨的公路，是半个多世纪来进藏条件最好的公路，把上个世纪30年代需要两个月时间的路途，变成了乘坐长途客车需要一夜时间。青藏公路，许多人行进在这条路上时，不知道它的代价，不知道西夏故地的人曾经参与了它的建设，并使上千留活下来的宁夏人变成了当地人。仅从几千宁夏人的命运遭际就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人类目前修建的最艰难、成本最高的公路，它是用鲜血和生命奠定的历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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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C" e( F7 v, L& ]bbs.qiangzu.com　　法显在《佛国记》中曾这样记载这条公路没修好时的情形：“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知所拟；路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则莫知所拟。”沿途的荒凉与地形上的雷同，只有以死人枯骨作为标志，方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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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家曾动用40000多峰骆驼组成大型驮队向西藏运输货物。由于自然条件险恶，每平均行进1公里，就要留下12具骆驼的尸体。1952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护送十世班禅由青海西宁返回西藏，投入军马4500匹，骆驼3000峰，牦牛13500头，骡子2500匹。在穿越青藏高原的行程中，大批牲畜丧生。bbs.qiangzu.com) P, [) k- c3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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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地方政府一些上层制造障碍，拒绝提供粮食和生活用品，想用饥饿把解放军撵出西藏甚至困死在西藏。新中国成立后，西藏问题摆在了中共高层的面前，最关键的是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联系是个大问题，几十万大军进军西藏连个像样的路都没有，修筑公路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谁能担当修筑从青海进入西藏的道路的总指挥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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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4 C- g: ~7 m5 [) I& ~- `bbs.qiangzu.com　　经过深思熟虑，中央政府最后将眼光锁定在慕生忠将军身上。被后人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在解放区追随彭德怀将军转战南北，深为彭德怀厚爱。1951年，他担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西藏和平解放后，往西藏的供给成了解放军面临的一个头等大事，无粮不稳，能否把大军需要的粮草及时供应上去，直接关系到解放军能否在西藏站住脚的问题。1953年初，西北局组织西藏总运输队，翻越唐古拉山，给进藏部队运送粮食和补给。数万名英勇战士和民工，牵着浩浩荡荡的驼队，穿越巍巍昆仑、风雪唐古拉，在这次的运输总队里，骆驼被大量征用，其中，据说光宁夏就有3000峰骆驼出征青藏。开始，来自西夏故地的3000多名宁夏人，和其他省份的驼工一样，赶着骆驼，带着干粮，从格尔木出发，开始了漫漫征途，每峰骆驼之间的间距按1米多计算，整个驼队的长度达100公里，悠扬的驼铃声给枯燥的长途添了些许悲壮色彩，从海拔2800米的格尔木出发，经过几天的时间才到达4200米的西大滩，这个高度对许多内地生活的人来说已经是个极限了，西夏故地的宁夏驼工们克服高原缺氧的困难，继续前行；到海拔4767米的昆昆仑山口时，大批的骆驼开始不适应高原反应了，能适应沙漠气候的骆驼在这里开始步履艰难，高原反应使它们中不少流鼻血，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 N7 B: B4 S- ^+ b.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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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后，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1956年4月沿着刚修好的青藏公路进藏，路过这里时激情大发，当即写下了著名的《昆仑山颂》：“峰外多峰峰不存，岭外游岭岭难寻。地大势高无险阻，到处川原一线平。目极雪线连天际，望中牛马漫逡巡。漫漫荒野人迹少，间有水草便是客。粒粒砂石是何物，辨别留待勘探群。我车日行三百里，七天驰骋不曾停。”这时，陈毅副总理坐车进藏且日行三百里，已是青藏公路修好了，他看到的是满目的牛马，那些为青藏公路修筑前"探路"且死在这里的骆驼，早已尸骨不再，空留下一曲被人遗忘的悲曲与壮烈　。bbs.qiangzu.com' G' Y1 D& G/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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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昆仑山口一过，才算进入青藏公路最艰难的路段，过了不冻泉、越过楚玛尔河、五道梁就到了风火山口，被公认为“世界第三极的生命禁区”。从西夏故地来的宁夏人，他们身上或许还流淌着党项羌的血液，开始将足迹留在这里。走到这里的驼队已经疲惫不堪，需要休整，由于没有任何此前驼队经过这里留下的经验，他们决定在一个峡谷里休息。高原多变的气候，使那个夜晚突然降起大雪，连续多天艰难的行进加上高原缺氧导致赶驼人与骆驼都陷入沉睡中。第二天，才发现有600多峰骆驼被冻死在雪地里，如果将那些冻死的骆驼连续摆在一起，能延续1200多米长。第二年，春暖时，整个峡谷里也弥漫着死骆驼的腐殖味，景象惨不忍睹。后来的路途更加艰难，每走1公里就有12峰骆驼死掉，乃至从格尔木出发，经过两个月的艰难行进后抵达拉萨时，竟然有4000峰骆驼死掉。这个事实震惊了中央：连骆驼这样耐饿善走的动物尚且如此，还能有什么动物担当从青海将战略物资运进西藏的重任？慕生忠将军更是在这个严酷的事实前陷入了沉思：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需要解放军保卫，而几十万大军的吃喝拉撒又该怎么办？靠骆驼运输的办法显然行不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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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慕生忠将军赶到北京求见彭德怀，提出修建青藏公路。然而，当时的中央只能拨给慕生忠30万元经费,按当时的造价计算，这笔钱只能修1.5公里公路。彭德怀又以国防部长的名义，批给他1500公斤炸药、3000件工兵铁镐，10辆10轮大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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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返回的慕生忠将军在格尔木插下了他的手杖，他在自己的铁镐把上用烙铁烙上“慕生忠之墓”的字样，当场宣布，如果自己死了，这铁镐把就是自己的墓碑。慕生忠在这时临危受命，出任修筑青藏公路前方指挥。这条当时世界上海拔高、修筑难度最大的公路的修筑，首先面临的是筑路工及其短缺的问题，一则是几十年的战乱使中国大地上男力短缺，二则是青藏高原上恶劣的气候决定了修路工要以西部地区的男力为主，三则是新中国当时的财力状况决定了不能为修路者给与相应的报酬，同时，修路沿线或附近地区，大多为游牧的藏族、蒙古族，没有任何修路经验，他们无法完成修路工作，从远方活南方调运劳力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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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F" }) r7 Y　　这时，慕生忠将军将眼光转向甘肃、宁夏一带。早在26年前，青海、甘肃、宁夏没有分省前，三个省的广大地区都归甘肃管辖，巧合的是，这一地区的大部分版图恰好是当年的西夏旧地。在行政情感上，这一地区的人仍习惯将这条公路的修建容易看成“是自己的事”。于是，出现了甘肃、青海、宁夏地区的大批西夏古地的农民赶上骆驼、带上干粮赶赴青藏高原的情形。他们在格尔木汇合，这也是如今格尔木地区第一代大规模移民中多甘肃、宁夏人的缘故。在宁夏当地，也出现了“三千驼工上昆仑”的传说，当时，从甘肃、宁夏等地调集的27000峰骆驼集聚格尔木，使那片荒凉的高原上出现了“万驼走高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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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 h2 I- g1 x8 W2 y: ubbs.qiangzu.com　　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在昆仑山的雪水河艾芨里沟破土动工，也拉开了最初从家乡出发，响应中央号召，拉着骆驼上青藏的西夏旧地人在高原上最艰难悲壮生活的序幕。由于条件限制，当时，慕生忠将军能征到自己麾下的工兵仅有1200名，1200公里长的沿途上，平均每公里只有1名军人，在215天内修筑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修筑难度最大的公路，如果靠这些工兵显然如蚂蚁拉卡车。来自西夏旧地的驼工，和其他省份数万名英勇战士和民工，牵着浩浩荡荡的驼队，穿越巍巍昆仑、风雪唐古拉，深入外国探险家断言人类无法生存的可可西里，横跨泥泞的沼泽和水流湍急的江河，……在慕生忠将军的率领下，英勇的筑路大军只用80天的时间就越过了有“万山之祖”之称的昆仑山，到达楚玛尔河。公路修到唐古拉山时，他们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喉咙嘶哑，皮肤皴裂，不少人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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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于1954年12月28日发出一条消息：“共产党中国动用10万工程部队，花了几年时间，秘密修通了从青海到拉萨的近1200公里的战略公路。”这条消息名下有失实的地方，一，修路时间不是几年，而是7个多月。二，不是10万工程部队，而是部队和大量民工的共同努力。这是一条同样倾注了西夏故地人的心血甚至生命的天路。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家投资数亿元人民币，将全部路面铺设了沥青。虽然它担负着80%以上进藏物资的运输，却远远不能满足西藏发展的需求，交通，依然是制约西藏发展的“瓶颈”，对青藏铁路的修建成了中国的一件大事。在2006年修毕的青藏公路中，同样有成千上万的西夏旧地人战斗在高原上，为这条路做出了贡献。6 G, \% V& f  d5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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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生忠将军没有停留在修建世界上难度最大、海拔最高的公路的功劳簿上，而是再次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建设青藏高原上继拉萨、西宁后的第三大城市格尔木。在青藏公路修好后，慕生忠将军的战略眼光再次得以体现，他的激情演讲激发的是第一代移民建设这个城市的热情。于是，大批修筑青藏公路的人们，选择了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开始了“内地物资进藏的最大的旱码头”的建设，于是，有了现在的格尔木城中不少西夏旧地的人。　8 i* Q  K, _% y; y. l

4 P- E  J, C2 i  g　　历史和慕生忠将军开了个玩笑：修好青藏公路的4年后的冬天，将军被扣上了“彭德怀干将”的帽子，连夜被押往北京，接着是暗无天日的整顿、学习、改造的日子，当将军被平反时，时光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从1959年被迫离开青海到1979年被平反，将军只能在无数个夜晚的深处远望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那里有他一声令下积聚在荒原上万名民工在建设着一个高原城市。当将军得知自己被平反的消息后，第一个要求是要到昆仑山下，看自己亲手指挥修筑的公路，为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怎样贡献，看自己亲手绘制发展蓝图的格尔木到底成了什么样子。然而，一个人生命中能有多少个20年可供关押、改造？当将军再次抵达格尔木时，已是生命将近尾声，他只能在昆仑山下的黄昏里，欣慰地看着那些忙碌进出藏的汽车，行驶在青藏公路上，将匆忙的身影留在一个个高原上的夕阳里；将军已看见格尔木成为世界上辖区面积最大、青藏高原上的第三大城市，将军留下了自己戎马一生后的遗愿：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下，以便能看见青藏公路和年轻的格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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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西夏故地的人同样留在了那片遥远而陌生的高原上，从此开始留下了西夏故地的人们的足迹。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第二小学的校长杨昆山，他的父亲就是西夏故地、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人（西夏时期叫应理）。1954年，他父亲和家乡众多的驼工一起响应慕生忠将军的号召，经过16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抵达格尔木。先是筑路，后来，青藏公路修好后，他成了一名汽车司机，在格尔木和拉萨之间拉运物资　，再后来就留在了格尔木，成了第一批宁夏到格尔木移民者。1958年，杨昆山出生了，当时，家里人没想好名字，恰好他的父亲在拉萨往回返时，《西藏日报》的一名叫加措（音）记者提出搭他的车到格尔木，路上，加错得知他出生的消息，便对他父亲说：“孩子是你在昆仑山下修筑青藏公路时生的，你现在又在昆仑山上开车，干脆叫昆山吧。”杨昆山的名字就这样取的。他的父亲晚年回到了西夏故地，杨昆山作为第二代格尔木人留在了格尔木，他也想晚年和父亲一样，把孩子留在格尔木继续建设这个高原之城，自己回西夏故地生活。

丹木吉

更新更新……

尔玛俊郎

我觉得你应该隔几天贴一张，这样子一下子贴完了，很难让人有信心看完。